方先生早年研习传统中国画，从山水花卉翎毛走兽转向于人物。为拓展艺术视野赴日本求学，画作中融入“浮世绘”技法、东洋艺术的情调和人体写生的知识。再赴美国，考察和学习西洋绘画，探索对中国画的改造与创新，促成了在艺术观念和技巧上的一次又一次转变。他曾从重视线转向重视面，重视光与色。曾有一个阶段热衷追求强烈的装饰风格，而且把握得十分出色，然后再转向自然的写实的描绘。曾有一个时期，方人定先生创作了一系列女性题材的作品。其后，又着力于表现市井平民的生活，在题材选择上进行新的探索。他说：“假使说我的画，是专学某一人或某一派的，我必否认。因为我的师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。”“一个画家不要受任何画派的约束，应该自己走自己的路。”他曾组织绘画团体，起名“再造社”，决心不断进取和创造。他反对陈陈相因，反对固步自封，要自成一家不与人同，对自己则不与前同。他在后期致力于《琵琶行》和《西厢记》这两个古典题材组画的创作，似是对自己早年观点的否定之否定，转向对东方的传统手法的回归。中国画家当中多有练熟几手，终生受用者。而像方人定先生这样不断转换新课题的探索者，则是十分难能和非常可贵的了。 

　　方人定先生还是一位长于理性思考的艺术家，他对画论、画史，对中外的文化传统有深刻的研究，他对唐宋、对明清的中国绘画有透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，对日本和西洋画的技法（例如对毕加索的绘画等）曾下大力气去研究并有论述。也许因为他是法官学校的毕业生，方先生善于思辩，才思敏捷，文笔犀利，在岭南派与固守传统的中国画家激烈的辩论中，他成为了岭南派投入笔战的主将，写出了一批主张革故鼎新的文章。此后几十年，方先生不断发表论著，表述和论证自己的艺术主张、理论见解和学术追求。他对旧传统旧糟粕的否定，对时代对现实的关注，对审美的认识，对技法的运用都有精辟的系统的阐述。他的改革精神，理性上的追求，加上充沛的精力和创作激情，驱使他在艺术上不停地变革与进取。这种既能理论、又重实践的英才，在中国美术界是不多见的。 

　　方人定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创作中贡献突出的有代表性的艺术家，他曾是我们省美协的常务理事，广东画院的副院长。假若没有十年动乱，方先生还会在他的艺术道路上跨越更高的颠峰。方先生的艺术精神和他的杰出画作将永留在人世间。